想和所有人一样的愿望

虽然十年前就开始学意语了,本来就半吊子的水平加上近两年日常和同事朋友交流又退回了英语,结果时隔很久再读起意语小说时我才发现,我的词汇量和阅读速度都很难保证流畅阅读的需要。时不时就得查一下词典不说,遇到一些词典上没有的短语,就会让理解一句话都变得很困难。

前几个月在翻近些年意大利斯特雷加(Strega)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名单时,其中一本书的标题一下就吸引住了我。“Il desiderio di essere come TUTTI”,想和所有人一样的愿望,也是深植在我心中的一种心情。翻开书首先看到的是在正文开始前, 作者弗朗切斯科·皮科洛(Francesco Piccolo)引用的娜塔莉娅·金兹堡(Natalia Ginzburg)的一段话:“如今,我们在社会中,会感到孤单、不合群。但想要和其他人更相像的渴望、与更多的人共享同样命运的渴望,是我们在一生中需要珍存的一种感情,一种不应轻慢的愿望。差异、孤独和与所有人一样的愿望组成了我们的不幸福,而尽管如此,这种不幸福仍是我们人性中最宝贵的一面,是我们不应舍弃的。”

如果人们从来没有,比如说,离开或缺少过富氧的空气,可能不会意识到空气是人生存所必需的一个条件。那么若一个人从没走出或隔绝在集体或社会之外,也很难想象那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在我国古代有许多隐士,如伯夷、叔齐,老子、庄子,魏晋时的陶渊明和竹林七贤。但他们的隐居也不是完全与世隔绝,而是一种不从仕的田园生活。他们没有脱离社会,也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可能是出于对先君的忠诚,希望自由自在,或是因对时政的不信任而选择了洁身自好。虽然是一种逃避,但也是无奈中的一种坚持。这样的与众不同,不仅不会让人感觉孤单,大概还是快乐且自由的。而真正让人感觉到痛苦的,可能是忽然有一天或者在某一个瞬间,你意识到你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但你并不想与众不同。若是一个人的肤色或身体状况、宗教信仰或政见与身边大多数人都不同,即使这绝大多数人都会抱着平等包容的心态,这个人可能仍然由于与众不同而无法摆脱这种隔阂。

前两年有一次和同事一起吃午饭时候,聊起来了“平等”的话题。我当时认为近年人们对平等的追求有一些走极端,就说起来毕竟每一个人是和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如果每个人都各不相同,怎么可能真正实现平等呢?那时候我完全没理解的是,所谓平等指的是人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和应尽义务的平等。不论是金钱、权力还是关系,都不应给人带来特权。

记得很久以前看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仔细看完的福柯的书是《不正常的人》。在书里他记录了很多以前政府和社会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和管理他们的方式。所谓“正常人”对待“不正常”的人的方式不仅看起来让人寒心,更让人怀疑那是否是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文化人所管理的政府的做法。

但就算法律再完善,惩罚再严厉,其中也还会有我们没发现的漏洞,和实际生活还依然有一定距离。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大概最需要的还是尊重。面对每一个人都需要抱有一种无条件的尊重,不应因差别而作刻板印象化的判断,站在他人角度考虑自己言行可能会带来的印象。而这种尊重更应延伸到对待和我们共处于地球之上的其他生物甚至山石河川万物。要制定规则可以依靠法律,而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需要的还是教育。政治正确的行为准则、文章故事学校也并没有少教,可是为什么社会上还会出现这么多让人痛心的事情呢?大概我们最缺少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可能只有远离了熟悉的人群和环境,才会让人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和这个世界无法断开的关系,才会唤醒一个人心中潜藏的对这个世界的爱。无可否认地,我们始终是在共享着同一个命运的,一个作为人类的命运,一个生于地球之上的命运,一个浩瀚星河中孑然一身的命运。

意大利语中有一个常用的短语,volersi bene,比如ti voglio bene常常被意译为“我爱你”,它所指并不是狭义的爱情的爱,字面意思更接近”愿你一切都好”。如果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一种愿望去爱每一个人,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在自己和所有人之间划出一条界线了吧。

家的幻想

 Patrik Modiano, In the Café of Lost Youth, Translated by Euan Cameron, ©MacLehose Press 2016

Patrik Modiano, In the Café of Lost Youth, Translated by Euan Cameron, ©MacLehose Press 2016

作为离家在外已经快要进入第九个年头的一名游子,我总是感觉“家”似乎远在天边难以触及。但如果有人问我“家”是什么的话,可能我也会一时语塞,找不到合适的回答。

前几天翻了翻莫迪亚诺的《青春咖啡馆》,我意识到家这个概念,可能和很多其他的概念一样,是在童年时候形成的。也就是说,一提到“家”,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小时候的那个家,不管是温暖的,还是凄凉的,或者只是平静的,它大概在我们心中就是一个家应有的模样。我长大以后才知道,每个人的家其实是不一样的,对比来看可能有的人家更快乐,有的人家更痛苦。但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大概并没有这么复杂,我们体验到的只是生活本身。

今天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可能是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吧,我们还住在虎坊桥南边的南横街。房子是附中的教师宿舍,在一家招待所的食堂上面的二层。这个食堂在我们住进去时已经改制变成一个对外开放的餐馆。我已经对这家招待所和这间餐厅的名字毫无印象了,但却清楚地记得,每天下午,厨房的大师傅们会做一些馒头、包子等主食,盛在那种船一样的方形大簸箩里摆在门口的桌子上卖。似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下午里,我从学校坐着妈妈骑着的自行车回到家,却发现前两天突然闯进屋里、被我们收留的那只受伤的麻雀终于死去了。我记得虽然它受了伤,但是不管我们喂给它什么它都不肯吃。我现在已经不清楚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情,那天太阳落山前在小楼露台上早已没有花的花坛里挖了一个小坑,把它的尸体埋在了土里,还郑重其事地捡来了一块三合板掰成了墓碑状在它的“坟”前立了起来。后来我听说,麻雀是一种很固执的鸟,不管出于什么缘故,只要被关起来,它就会不吃不喝宁可死去。也难怪《逍遥游》里的燕子麻雀自认自由自在,而不会对大鹏展翅千里有所欣羡。可能它对自由有一种像是对家一样的归属感,离开了难免会寝食难安吧。

我又想到了在那间叫Le Condé的咖啡馆里,起初坐在角落一言不发的Louki。我们生活在今天的都市社会中,家庭的概念大概也不仅仅是存在于血缘亲属之间。自从开始上幼儿园、小学而接触社会,我们每天会遇到很多家庭成员以外的人,结交朋友,进入一个个圈子。在某种程度上,在一个人际关系密切的环境中,我们的“家”的范围也扩大了。于是一个人可以以街区为家,以城市为家。也可以像Louki一样,以咖啡馆为家。但她真的找到了她想要的归属吗?

可能是我离开家独自生活太久,即使是在假期短暂地回到熟悉的家中,也和以前在家生活时的感觉不太一样了。那种早上六点被妈妈叫醒,迷迷糊糊洗脸吃饭,又迷迷糊糊地出门去学校,下午放学到家糊弄糊弄作业,又玩到很晚被催着不情愿地上床睡觉的家中生活,恐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有的时候我在想,可能我们努力工作,为各种困苦绞尽脑汁,最后只是为了寻回那种小时候的家的感觉,不管它是快乐多一点,还是痛苦多一些。但家仿佛更像是一种概念,一种我们记忆中的残片组成的场景,一种幻想,它随着我们的喜怒哀乐早已定格在了过去的那一个瞬间。对于Louki来说,那可能是无止境的巴黎夜幕下的独自漫步;而对我来说,可能它就像那只飞进窗口的麻雀所失去的,我亲手葬在童年之中的那份自由自在吧。

轻描淡写

  Alice Munro's Best: Selected Stories ,  © Douglas Gibson Books

Alice Munro's Best: Selected Stories, ©Douglas Gibson Books

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看金庸的小说,可看的时候又不是特别用心。直到这几天在计划着写这篇随笔时,突然想起了一个一直令我不解的细节,其中一个角色的名字:张无忌。不知道为什么金庸想到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在给孩子取名时,作为父母会难以避免地加诸一些含意。“无忌”这个名字就很难让人想象成毫无意义。可能从谢逊的角度,“忌”字取的是“畏惧”的意思,不过我联想到的是“忌讳”之义。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有想说的话,却因为“不合适“而无法开口的情况。不仅是说话,文章中时大概也有一些被大部分人忌而不谈的事情。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就提出了对将疾病用于比喻的反对。她自己提到,她曾在对越战的绝望中写过“白人是人类历史的癌症”,而在得了乳腺癌后才对此感到后悔,最终写了这一系列文章集结成集。

前些天我拾起了前年秋天买的一本门罗的短篇小说集,看了其中几篇后又想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在说话和写文章时是否总是会对一些”敏感“的话题有所顾忌而主动回避呢?在小说里,似乎出现什么都不算出格:暴力,恐怖,性,死亡等等甚至可以说是小说故事的常态,少了它们反而才是不正常了。不知这是不是”虚构故事“从定义而延伸出的属性,似乎从文学史早期的史诗和神话就一直未曾改变。《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充满了杀戮和乱伦,而《山海经》更不乏对鬼怪恐怖的描绘。可能这样的情况从十九世纪,当越来越多的作家把注意力放到了用写实手法讲述和现实生活接近的故事开始,才有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但可能是出自作为书籍从市场角度的需要,即使是写实主义的小说也难免比日常生活更多了些“戏剧性”。

门罗的故事给我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缺少这种“戏剧性”。她笔下的故事发展经常平淡自然,即使是在一些设定很极端的情景下,也并不显得突兀,人物情感细腻似乎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可能放下对小说“戏剧性”的要求,会为这个体裁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她的短篇小说就像是在这样一个真实世界中的一个片段,因而并不需要一个特别的开头和明确的结尾,只是我们刚好看到了这一段故事而已。其中的死亡和离别等等都像是在回忆多年前的亲身经历一样,沉静之后反而放下了悲伤。

可能是城市生活中的烦乱纷扰太多,有时候我更享受这样自然的故事,或者只是我慢慢老了?去年我还十分着迷于两部很平淡的日剧《火花》和《昨日的咖喱,明日的面包》,和一部风格类似的电影《Other People》。它们都和门罗的小说相似的有对人物的细腻刻画,冷静的视角,不加评判的描述。在巨大的都市之中,时时处处我们都被五彩的惊喜和浓重的美食所环绕,可能时间长了反而帮人培养出了一种倾向孤寂和寡淡的品味吧。

想到这里不得不佩服的还是那些遁世的古人,大概就像洪应明在菜根谭开头所说:“浓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

这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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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的美国大选闹得沸沸扬扬,最后川普当选又是带来了口沫横飞的各种争论。我用脸书用得很少,加的朋友有一大部分是以前同学和现在的同事,可能是太接近学术界的圈子,见到对川普最多的评论是关于他对科学和科技发表的言论。当然他对科学的看法很多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十分荒谬,而由此引发的让我感觉更值得深思的是希拉里在她的提名演讲上所说的:“我相信科学(I believe in science)”。

自然科学和它带来的技术似乎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我们的语言中“科学”和“不科学”已经被分别赋予了“可靠”和“荒谬”的含义。以至于我们经常把科学来作为判断事物对错的真理,“我相信科学”可能是很多受到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深植心中的一个不再需要思考的事实了。

但是,科学真的有道理吗?

这几天,我刚刚看了一本关于科学哲学的入门读物,Philosophy of Scienc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中译版《科学哲学》,译林出版社)。作者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萨米尔·奥卡沙在其中汇总了关于科学的许多有趣哲学问题和相关讨论,其中也包括与“科学真的有道理吗”这个问题相关的内容。

在思考科学是否合理之前,可能更重要的是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合理”。而要为科学下定义也并不是个简单的事情,从一个最宽泛的角度我们不妨说它是“通过观察自然现象从中寻找规律,创建理论并通过实验验证,最终运用理论做出相关预测”的这样一项活动。那我们又该用什么标准评判一个想法或一件事是否“合理”呢?可能最有条理的一个方式是用逻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从逻辑的角度,科学研究的方法“合理”吗?一个简单的回答可能是:不完全合理。在传统的逻辑中,有两种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演绎(deduction)和归纳(induction)。简单地说,演绎推理是从整体到局部、从普遍到个别的判断;而归纳则正相反,是从局部推测整体、从个别情况推测普遍规律。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已经可以发现,科学在做的不就正是后者吗?是的,和数学很不同的一点是,自然科学中的理论是无法被“证明”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特定前提条件引出的必然结论。

在这本书中,关于科学的这个特点,作者举了几个很好的例子。比如,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在很早之前就对科学的逻辑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我们在作与自然相关的归纳推理时,总是会假设“自然不变(the uniformity of nature)”。比如以前我们见到太阳每天都从东边升起,所以我们就认为太阳明天也一样会从东边升起;在北京太阳从东边升起,所以在上海太阳也会是从东边升起。而我们凭什么做出这样的预测呢?毕竟我们所熟悉的自然可能只是整个自然的很小一部分而已,我们所熟悉的自然不变并不一定代表整个自然都不变,很明显这只是一个不太可靠的归纳推理。而如果从科学研究方法的第一步开始仔细看的话,就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细节并不是特别让人信服。我们观察到了一些特别的现象,由此猜想一种最可能的解释,建立理论模型,并尝试通过实验验证假设,最后凭此做出预测。但是,实验可以进行的次数肯定是有限的,而现象背后还可能有我们没有了解到的变量,实验不成功可能是因为隐藏变量不同而并不是理论错误,但实验成功也可能只是隐藏变量没有改变而带来的,并不能说明理论模型是完全正确的。很可能我们只是找到了一个在“今天”的“北京”可以模拟现象的模型,并不代表它在“明天”的“北京”或者是“今天”的“上海”也成立。我们又怎么相信凭此做出的预测会肯定正确呢?

而这样的归纳推理也并不是科学所独有的。我们今天常说的“迷信”、“伪科学”中所运用的经常也是同样的思维方式。在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的关于原始巫术和宗教的著作《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他举了很多原始部族的例子,他们的巫术和预言也是基于对观察的归纳形成的理论系统。这类例子中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围绕“中医”的讨论吧。中医的治疗方法既存在有效的证据,也有无效的证据。中医当然不算科学,但“不科学”并不足证明它没有效果。

科学中的逻辑问题只是这本书中所讨论的诸多问题之一,作者还介绍了许多其他不同角度的疑虑,以及其他科学方法中的潜在假设。在这本书最后一章中,萨米尔介绍了一些科学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其中提到了在美国科学与宗教关系的问题,他说美国中学教育到现在为止还保持着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不信任,因而同时用同样课时讲授上帝在六天内创造了所有生物物种。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虽然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但是上帝造物相比来说是个更加理想化,更难让人满意的理论。如果事实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川普对科学的言论仍然会有许多人买账。但我觉得不理解科学并不是个坏事,更可怕的是盲目的信任,说到底科学的本意并不是建立个宗教。“我信科学”,简直是对科学和今日社会状态的最大讽刺。

虽然世上不一定存在真理,科学也绝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知识系统,可是面对广阔的自然它仍然是我们至今为止找到的最系统化的探索方式。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科学从哲学延承而来的基本态度是要随时保持怀疑,对科学自身更是如此。

加冰的威士忌

最近重读了一遍莫迪亚诺的短篇小说Chien de printemps(这个版本译者译成了Afterimage,“残影”,直译的话比较接近“该死的春天”)。尽管他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对战时巴黎的描绘,但我对这并没有太多的共鸣,相对更享受的是他这几篇小故事中的一种氛围,有一些模糊不明、带着一点点悲伤。像是这篇小说中一句话所说:“一些相遇总可能被我们忽视;一些人在我们生命中屡次出现,而我们依然惘然无知。”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可能只会遇到一次,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甚至绝不可能第二次找到他们。与此相同的大概还有快乐的感受,“他在寻找一种遗失的纯真和充满无忧享受的情境,而即使身处其中也再无法感到快乐。”这个故事的叙事者“我”也是如此,按记忆中的瞬间回想它们的所在,试着与其中可能找到的人取得联系。而这一切都只证明了回忆究竟只是属于过去的一种模糊错觉,一种充满渴望的梦,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就在寻找的过程中,走在春日午后巴黎刺眼的阳光下,漫步于熟悉又不熟悉的街道间,几十年前和几年前的记忆又会慢慢混淆不清,最后甚至怀疑自己就是回忆中的另一个人,摄影师简森。

如果按照通常的眼光来看,三十年前“我”所认识的简森有一些怪异,他不会接任何人的电话,不会接待任何访客,像是在躲避着什么。尽管身处大都市巴黎,他却试图从人群中消失。他曾经问“我”未来的打算,把“我”对写作的志愿形容做“化圆为方”。“确实,写作使用的是词句,而他追寻的是寂静。一张照片可以呈现寂静。但词句呢?他感到有趣的是:尝试用词句创造寂静。说到这里他不禁大笑。”仔细想想,似乎莫迪亚诺的文字在做的也确实是这个,读他的故事,我所感受到的并不是激动兴奋,而是一种沉静,它更像是一杯威士忌,让你醉然其中。

昨天我突然好奇,为什么人们喝威士忌时候经常会放冰块?一番搜索之后得到的结论是,烈酒在温度降低之后,会让人不容易感受到其中酒精带来的温暖强烈的第一道味觉,留下的则是其中木质清香和更细腻的感受。同时当冰块融化时,稀释后的威士忌也会有不同的质感。

可能就像是一杯有年头的威士忌加上了冰块,当我们带着一种冷静再回忆时许多故事的细节都会变得更清晰,许多情感都会变得更温婉。有的快乐是会随着一些人从我们生活中的离开而烟消云散的,简森选择了躲避这些回忆,将自己束置高阁。但是沉浸其中真的就是件坏事吗?可能是我没有切身经历过,所以难以体会吧。